我的老家在樟树市临江镇枫林观，一个充满古意诗情的地方。

乡人闲谈临江时，总爱以“临江府”相称。那尾音里裹着的亲昵，像极了茶罐里的老家陈年野山茶，温润而绵长。临江曾是江南西道的重镇，近千年府（州、军、路）衙门驻地，曾辖四县（清江即樟树、新淦即新干、新喻即今新余市渝水区、峡江）而通两江（赣江、袁河）。连衢达粤的驿道上，马蹄声碎了千年时光。而我真正触摸到它的肌理，始于临江府文化研究专家胡毅坚先生带我踏上高平桥的那个春日。当脚步叩响斑驳的青石板，萧江的风便挟着历史的絮语，轻轻漫过时光的书页。

萧江是临江的脐带，蜿蜒出古镇的筋骨与魂魄。五座古桥横跨其上，高平桥最是耐人寻味。春日的阳光像揉碎的金箔，洒在三孔石桥上。拱洞倒映江面，便成了三枚被流水衔住的月亮。砖石缝隙里钻出的野草随波轻晃，仿佛在打捞沉在江底的千年之月。这条曾贯通洪州（今南昌）、瑞州（今高安）的古驿道，如今只剩断碑与荒草相认。但闭目细听，似乎还能听见元代商队的马嘶，混着挑夫的号子，在石板路上敲出平仄。桥身由麻石与青砖砌就，历经水患兵燹，石块表面已被岁月磨出温润的苔藓，砖缝里嵌着的蚌壳化石，是萧江留下的古老印章。三拱设计堪称巧思，既承托了驿道的车水马龙，又让春水在拱洞下奔涌顺畅。当木船穿过桥洞，船工的桡片划破虹影，碎成满江金鳞，惊起鸥鹭数点，那便是高平桥最动人的晨昏。

元代大德年间的雨季特别漫长。其时，文学家赵文在《高平桥碑记》里写：三十里沃野沦为泽国，木桥随水涨落反复崩塌，百姓涉水而行，如在惊涛中沉浮。前来临江府任主管官（相当于太守）的李倜官轿停在萧江边，目睹老妪背着竹篓在浊流中踉跄，青衫下摆溅满泥点的他，眼中闪过痛惜之光。这位来自河东的儒吏，深谙孟子“徒杠成舆梁”的治世之道，决心以石桥为笔，在江南水乡写下“政平”二字。石桥奠基那日，萧江两岸挤满了百姓。工匠们凿取萧江上游的麻石，用桐油糯米浆黏合，三拱渐次隆起，如巨鲸浮出水面。更妙的是修筑十里长堤，高出地面丈余，堤上遍植垂柳，春风拂过时，万千丝绦蘸着江水，在驿道上织就绿色的帘幕。桥成之日，李倜站在桥头，听一辆辆独轮车碾过平整的石板路，看一队队商旅在柳荫里歇脚，忽觉这石桥不仅渡人，更渡了一方水土的困顿。他或许想不到，七百多年后，残碑上的“高平”二字，仍在向世人诉说：所谓为政，便是修好百姓脚下的道路，回应百姓心中的愿景，使其常怀平安之期、守公平之念。

桥亭距桥不过数十步，八角飞檐早已在风雨中残缺，唯有捐资碑上的名字，还在砖缝里倔强地活着。民国重建的亭台，木梁已被虫蛀出细密的小孔，却仍以端正的姿态，为行人挡住骤雨骄阳。想当年，这里该是柳烟笼罩的驿站，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歇脚，把汗巾浸了萧江水，擦去额头的暑气；赶考的书生倚着石栏，看桥下流水，构思着“小桥流水”的韵律；更有农夫担着新摘的菜蔬瓜果，与货郎交换几粒盐巴，笑声惊飞了柳梢的宿鸟。如今石凳无存，只剩几块残石半浸于荒草。但当我们坐在断垣上，看萧江在桥下奔涌，忽然懂得：有些故事不必说尽。就像桥亭的破瓦漏下的阳光，在地上画着不规则的光斑，反而成了时光最动人的留白。那些达官显贵的靴印、贩夫走卒的汗渍，早已溶于江水中。唯有石桥与长堤，仍在固执地背诵着赵文的警句：“桥高而不平，人溺，政高而不平，其溺人也滋甚。”

重读赵文《高平桥碑记》，方知古人早已将治世之道刻进桥基。李倜修桥，不仅是筑石为梁，更是在百姓心里架起一座“公平之桥”——驿道平，则商路通；商路通，则民生稳。赵文借孟子之语点题，将修桥与理政并论，道破了为官者的终极使命：真正的惠民，不是用马车渡人过河，而是让每一条河上都有坚固的石桥；真正的仁政，不是施舍小惠，而是让世道如桥面般平整，让百姓的脚步不必在泥泞中蹒跚。

站在桥上，看春水漫过石砌的桥墩，苔痕在石面上蜿蜒如篆文。高平桥历经重建，规模已非元代旧观，却因承载过黎民的悲喜，砖石里浸透了体温。它是李倜的政声碑，是赵文的醒世篇，更是临江府文化的活化石。当我们抚摸着桥栏上被磨圆的棱角，便懂得：所谓永恒，从来不是砖石的不朽，而是有人曾以血肉之躯作砖，以安民之心为基，让后来者的脚步能踏在坚实的平路上。

暮色四合时，桥影在江面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栈道。萧江的水流依然湍急，却再不会冲毁石桥；驿道早已被水泥路取代，却总有人愿意绕几步，踩一踩这浸着先人心血的青石板。高平桥沉默着，听江涛翻涌千年，看柳色绿了又黄。它渡人，亦渡己，在时光的长河里，成了永不褪色的渡世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