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种生命关爱另一种生命的媒介。

我对红薯的感情太深了，以至于三言两语无法表达清楚。这种感情来源于那段艰苦岁月的积淀。

对于红薯最初的记忆是在养母家。我的童年是在养母家度过的。那是个天天劳动还难以养活自己的年代，面黄肌瘦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标配共像。红薯才刚拱破地皮，便被眼尖的放牛娃瞄上了。他找来一根小木柴，扒拉几下挖出红薯，在身上随便擦拭几下，就把一个红薯从温暖的土里搬到了更加温暖的肚皮里。在农村挖几个红薯是不算偷的，因为大家都干过这种事。放牛娃中就有一个我。晚饭照例是红薯。“粮食不够，红薯来凑”是当年农家人的生活常态。蒸或煮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烤或炸也是有的，但炸要用油，一般人家没有这么阔绰，除非过年。天天吃红薯，哈气都带红薯味，放屁更有红薯香。

我在养母家度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一晃就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不断派代表到养母家接我回去读书，先是两个姐姐，然后依次是大哥、二哥、三哥。红薯是招待那一批批接我的亲人的主食。每次，我总会找理由躲起来，让哥哥姐姐们无功而返。最末的一次，被大哥偷袭成功，强拉硬拽地把我拉回了家。小小的我没有能力反抗，只得回到那个陌生的新家，开始上学。

再见了我的养母，再见了我的红薯！

在土地承包政策推广到江西的岁月里，为了填饱一大家人的肚皮，我的父亲新开垦了几块荒地，除了种菜，更多的是种红薯。红薯不择地势不分南北，都能生长成熟。霜降过后，红薯成熟，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每天放学回来，书包刚放下，母亲就催我去地里挖红薯。新开垦的荒地，在父亲辛勤汗水的浇灌下，结出的红薯又多又大。那时我正当少年，挖红薯已经是能手，总能准确找到红薯的老窝，挥动锄头，在空中划一道粗劣的弧线，一窝红薯就出来了。从土里小心翼翼捧出胖胖的红薯，它们的根须还相连着，纠缠在一起，说着悄悄话，大约是讨论何去何从的话题。迅速去掉粘在红薯身上的泥巴，把它们整齐地码放在土箕里，当我挑着一担红薯，踏上回家的路时，夕阳也正要结束一天的工作，有时候还能偶遇“上晚班”的月光，夕阳或者月光把我原本瘦弱的身子拉得老长老长。

晚饭的主角是红薯。饭后，等待我的虽没有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却有繁重的家务劳动。挖回来的红薯，需要挑水洗干净，还要擦成红薯丝。这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主一次配合默契，才能完成。在皎洁的月光或者昏黄的灯光下，摆好工具，姐姐唱主角，我做配角，一来二去，在“咔嚓咔嚓”的摩擦声中，红薯丝像水一样不断流出来，流进箩筐里。那绝对是个技术活，太快太慢都不行，得有耐心，还得用力适当。擦完一担红薯，已是月上中天了。

学校的紧张学习生活、回家后的辛苦劳动生活，勾勒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主体轮廓。

与红薯有关的最快乐的时光集中在寒冬腊月。腊月一到，农家人开始为年货而忙碌。当冬日暖阳洒满村庄晒场，赶场的农家人一大早就在晒场上铺好了竹篾晒垫，把刚煮好还散发着热气的红薯片一片片平整地铺在晒垫上。我们的快乐来自一边“喂”着晒垫，一边喂着自己。热乎乎甜蜜蜜的红薯片不仅深得嘴巴的喜欢，更受到饥饿的胃的宠爱。

有关红薯的那些事还有很多，农村人离不开红薯，红薯也离不开农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