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北师大读书时，恰逢北京解放，他随即投笔从戎，先后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荣立战功；转业后到一家印厂做校对，特殊年代又被精减回原籍，在老家农村务农23年，其间曾断断续续先后在两所学校当民办教师；年届花甲之时，落实政策，最后安享晚年。父亲一生经历了工农兵学教，这不仅是他个人跌宕起伏人生的真实写照，也多多少少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学生时代

父亲六岁发蒙时，上的还是那种带有私塾性质的小学。刚开始成绩有点偏科，曾因算术成绩差，被列入试读生。于是他暗下决心，发奋学习，待高小毕业时名列前三名，此后学习成绩均保持优等。

抗战爆发后，我老家奉新沦陷。父亲因战乱辍学了四年，在此期间，曾被邀请到本村的初级小学教语文和常识课。待局势平稳一些后，父亲转到在国统区铜鼓开办的赣西北临时中学读初中。抗战胜利后，父亲从九江的修水中学考入国立南昌一中读高中。

相比之下，学生时代父亲国文功课最好，这从他高中时编写的两副楹联可见一斑。

1946年农历六月初六，父亲的表弟结婚。根据当地的风俗，男方要出一副上联给女方，女方根据上联的内容回复一副下联给男方，以示门当户对。例如男方出上联：香车迎淑女，女方出下联：美酒贺新郎；或男方出上联：红妆带绾同心结，女方出下联：碧树花开并蒂莲。等等。

父亲的外公想考一考这个在国立南昌一中读书的外孙的学识水平，就把出上联的任务交给了他。通常情况下，男女双方都是约定俗成，从现有传承下来的结婚对联中分别选择上、下联，走一下形式和程序就完事了。这次父亲偏偏不走寻常路，根据婚庆的实际情况自编了一副上联：三四岁，六六巧逢，正是百年好合。“三四岁”是指民国三十四年即1946年，“六六巧逢”是指结婚的具体日子即六月初六，这两个数字相加刚好是一百。这副上联送出后，据说女方请了周围许多知识渊博人士商量，都无法工整地对出下联。女方没法子，只得将上联退回，请求走寻常路，另出上联。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父亲读高中二年级，此时国共两党刚举行完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父亲用我爷爷的名字“华谦”两字，编写了一副鹤顶格春联：华夏庆重光物我皆春共舞升平歌化日；谦词方可让贤豪为国还希福利泽吾民。春联贴出后，得到村里不少文化人的称赞，认为顺民意合民情，发出了百姓的心声。

1947年父亲高中毕业，他随即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在江西的招生考试。这一年北师大在江西只招录了两人，父亲是其中之一。

我的伯父由于忽视身体锻炼，结果英年早逝。学生时代的父亲吸取教训，十分注重全面发展，尤其是体育锻炼。他每天坚持跑步，乒乓球、篮球、排球打得都非常好，同时还注意培养文艺兴趣爱好，箫、笛、口琴等都拿得起来，特别是京胡，不仅能自拉自唱，还不时登台献艺。

尽管祖父通过勤俭持家积攒了一点薄产，但即使是这样的家庭，那时要供养一个孩子读高中和大学，也是十分艰难的。我经常听姑姑唠叨，说每次父亲开学时，为筹备学费和路费，家里时常要向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借钱，实在凑不齐了，甚至还要卖耕牛和吃饭的口粮。在过去重男轻女严重的年代，为支持兄弟读书，我的两个姑姑从未上过学堂，可怜一辈子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

投笔从戎

1949年初，北京解放，父亲此时正在北师大教育管理系读二年级。在当时大环境的感召下，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参加解放军，并被编入一野的十九兵团。

参军入伍后，父亲很快随军挥戈西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事，直到1949年9月，部队完成解放宁夏的任务后，才班师西安休整。

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即随军入朝参战，此时第三次战役还没结束。

父亲是大学生兵，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期间，他都被安排在兵团政治部的宣传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主要是编发战地新闻报刊，采访、编辑、通联、校对等他都干过。

在朝鲜，人生地不熟，办报做新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躲避敌机空袭，父亲他们的工作场所一般都在山洞里。朝鲜雨雪多，山洞里整天水滴不止，严重时还会连滴成线，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特别是冬天，洞内温度下半夜常常在零度以下，一觉醒来，大家鬓发染上了白霜，都成了“白毛男”。

在黑森森的山洞里工作，需要有强亮度的照明。洞内空气不对流，缺少足够的氧气，汽灯点着点着常常会自行熄灭，只好改用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写稿、检字，不仅十分费力，而且几个小时工作下来，人人鼻下留下了两绺“黑烟印”，俨然像是蓄下的“东洋小胡须”。“白毛男”加上“黑胡须”十分显眼，大家往往相视而笑。

那时的朝鲜有时很难分清前方后方，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有一次晚间，父亲他们正在抢运粮食，突然敌机一颗照明弹下来，接着航空炸弹像雨点般从天而降。在这次空袭中，一块弹片从父亲耳边呼啸而过，险些要了命。痛心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几位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了。

从山洞里印发到全军的“抗美前线”报刊，及时交流了作战经验，传递了指挥机关的意图，大大鼓舞了士气。父亲常说，他虽然没有在第一线拿钢枪打击敌人，但他用手中的笔当武器，同样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知劳累、不分昼夜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兵团党委表彰了他们的工作精神，给这个团队记了集体三等功，父亲个人也荣立三等功。

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当时的情况，父亲他们并未立即撤离，而是从战时战斗员就地转为和平建设员，一方面继续编印新闻报刊，同时帮助朝鲜开展战后重建工作，直到1956年才随部队离开朝鲜。

父亲军旅生涯八年，经历了西进东征，用他的话来说，困难不辞，生命不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他和战友们用鲜血和汗水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国境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

印厂做工

从朝鲜回国后，父亲转业到解放军报社印厂车间当工人。由于是工人中的文化人，父亲被安排做校对，并担任校对组组长。

定居北京后，父亲的工作生活终于稳定了下来，不久就把我母亲和奶奶、哥哥从江西老家接到北京一起共同生活。一家人在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后终于团聚了。

父亲在印厂工作的前两年，大家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整个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印厂各单位都提出了超高的生产任务指标，你干24小时，我就48小时连轴转，把车间比作战场，生产场面“冲”“杀”之声此起彼伏，所有职工神经持续绷得紧紧的。长时间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感到极度的疲劳，职工中的病号明显多了。此时父亲患上了肺结核，住进了疗养院。

“大跃进”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经济遭遇了三年的严重困难。为减轻城市压力，1961年6月中央发出了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2000万城市工人返乡务农。为完成任务，各单位都分到了具体的精减数量指标。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理所当然”地出现在精减名单中。很快他就接到了通知，全家的商品粮指标下个月停供。没有粮食指标，一家人就会吃不上饭，就得饿肚子。于是，1961年，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原籍老家奉新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