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从进入更年期就大变了样，倩影全然不见，从里到外变成了一个十足的“丑”女人。她整天缄默不言，二人空间成了喑哑世界。我想说句话，她就吼道：吵死了！见她出门，我问去哪？她头也不回径直往外走。这真叫人憋屈。但我始终深爱着她。

1968年，18岁的妻嫁给了我，左邻右舍都说一朵好花插在了牛粪上。当时，我的家庭太糟糕了。我父为塾师，即私办学校教师，曾祖是翰林，堂叔是国民党师级军官，几代没打过赤脚，说是历史反革命，封门、抄家、批斗………我自然成了一个异类，没有钱，只能去学校蹭课，艰难混过十载寒窗，成了文不文、武不武、种不得田来耕不得地的无用之人，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又过不了阶级关。怎样才能混出个人样来？我想，只有发挥自己所学，踏踏实实多为大家做好事。那时农村缺文化人。当村民办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时，我竭尽全力义务帮忙；领导叫我写材料，我通宵达旦。

久而久之，我终于感动了上苍。大家逐渐看好我。领导见我没房子住，开会说服群众，破例给我一块宅基地，但要求尽快动工，免得搁久生事。我如猴子捡到块姜。

有一天，我从镇政府写材料回家，大吃一惊，妻竟然联系族众，把建房基脚打好了！整整三大间，基脚石头都要几大堆。她居然完成了这样大的工程。这给了我信心。于是我东赊西借，左拼右凑，竟然建起了一栋崭新的砖瓦房，一时震动了乡邻。

我是临时工，写材料之余还要代课，有时去小学代，有时去中学代。那时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必须把工作做得出色。写材料要过大会秘书组的关，教学要过统考排队的关。于是，我毫无时间顾家。

妻在家种田养猪做家务。当时烧煤全靠肩挑，要走三四公里路。有时天黑了，妻还挑着煤在赶路。我们生了4个孩子，每天萝卜白菜都要吃几大锅。孩子难免头痛脑热，有时狂风暴雨的晚上，妻还背着孩子在外求医问药。

由于妻任劳任怨，把家打理得妥妥帖帖，使我能全力以赴工作和学习。改革开放，国家恢复考试。我顺利考取了国家教师，并得以晋职，继而参加自学高考，捧回了大学文凭。我从此和大家一样，过上了幸福生活。我难忘国家大恩，也忘不了妻子的劳苦功高。

如今，妻子已年逾古稀，对我形同陌路。尤其是她脾气太丑，经常凶我。我想，她的变丑，是艰苦岁月刻下的印痕；她性情由温柔变暴戾，是生活折磨造成的精神创伤。一次有个比她小10岁的寡妇同情我，对我示好。我说我离不开发妻，对她我只能逆来顺受。我要百事顺从她，尽力照顾她。因为我心疼我的“丑”妻，也发自肺腑地爱着我的“丑”妻。